当阅读的经历与阅读者的生命发生关联，这样的阅读就称得上是“致命”的。
在每个人的读书记忆中，大概都有些文字不同于其他，它们可能一出场就将人一拳撂倒，时而又像“斧头砍向内心深处冰封的大海”。这样的阅读会塑造一个人的“自我”。好的阅读经历往往就意味着生命时刻的转变，在那些看似相同的文本中，不同的人以各自的生命经验读出了不同的内容。
青年诗人戴潍娜称自己曾受益于这样的阅读。关于她人生叙事的A面是，18岁时以江苏省文科高考前二十名的成绩突围，此后又赴英国牛津攻读硕士学位，近年来更是国内相当活跃的青年诗人与作家；而在故事的B面，她却很早就想挣脱这样的叙事，觉得自己“做人太乖”，总想尝试“另一个版本的自我”。某种意义上，是读过的一些书帮她完成了“学坏”，在主流的评价体系之外，逐渐觉察到了内在的、曾被压抑的自我。
在新书《学坏》中，戴潍娜实践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书评写作。她以自己的人生去看书中的经典，从鲍勃·迪伦、乔伊斯、波伏瓦、泰戈尔等人的作品与经历中反复观照当下的自己。她向鲍勃·迪伦学习如何“说谎”，从迪伦的人生中看到了一个普通人该如何同那些已经“上桌”的庄家去玩；她透过波伏瓦遥想自己的中年，在尚称得上年轻的年纪为即将到来的中年危机寻找解法；她沉迷于“房思琪”的日记，也由舆论的变化看到近几十年国内女性主义发展的另一面。这些阅读并不遵循常规的进入其中的路径，却实实在在造就了有着“戴潍娜”属性的“自我”。在戴潍娜看来，这些阅读才是她真正的内在生命力的源头。
今年五月，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戴潍娜，和她聊了聊这些阅读究竟如何塑造了她彼时彼刻的生活。在采访中，她反复提到自己近年来的感受，“我们正处于一种系统极端强大而个人极端无力的时期”，“一天里什么都没有做，好像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但在阅读中，她确信人类历史上曾有过那样精神抖擞的时期。如何让我们的肉体与生命力重新“复活”？戴潍娜觉得，不论是个人还是如今所处的社会，都需要一场思想上的“爆破”。
戴潍娜，毕业于牛津大学。致力于智性与灵性相结合的写作与研究。做梦和救助流浪狗是她的日常主业。出版诗集《灵魂体操》（2016）《以万物为情人》（2024）《我的降落伞坏了》（2016）《面盾》（2014）等，戏剧《侵犯》《水泥玫瑰》，文论《未完成的悲剧》（2018），随笔集《学坏》（2025）。翻译有《天鹅绒监狱》（2015）等。主编翻译诗刊《光年》。荣获2017太平洋国际诗歌奖年度诗人，2020剑桥徐志摩银柳叶青年诗歌奖。
采写 | 申璐
《学坏》
作者：戴潍娜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1月
“中产诗人”的“学坏”：“幻想其他版本的生活样态”
“你为什么想要‘学坏’？”
认识或见过戴潍娜的人，大概都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就连诗词大会的冠军彭敏也曾直接调侃：“你真是一个典型的‘中产’诗人。”戴潍娜记得，当时彭敏特意解释怎么理解这个“中产”，“论写诗，你不是那种卧薪尝胆孜孜矻矻的高产诗人，也不是恬淡无为的低产诗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你是个夹在中间、既为永恒而焦虑又没有把自己献上祭坛端上贡桌的‘中产’诗人。”时至今日，回忆起这段对话，戴潍娜还印象深刻，她低头笑了笑，她当然知道，这背后是有双重意味的。
的确，从各个角度来看，她过往的经历都称得上顺遂。18岁时以江苏省文科高考前二十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2014年又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她写诗，但也不太像大众印象中的“诗人”；她在象牙塔里做研究，可一直着迷于那些长期被定义为“异端”的思想；她看似始终处于某种“系统”之内，却又总是其中的“异类”，总在尝试另一种版本的“自己”。
“我特能理解西尔维娅·普拉斯第一次在洛威尔的课堂上见到塞克斯顿时的心情。”戴潍娜忽然跳到了另一个话题，没有再继续谈论自己。她提到的普拉斯与塞克斯顿是文学史上自白派诗歌的两位杰出女性。尽管诗风相近，但两人的现实生活任谁来看都像两条短暂相交、而后再无交集的延长线。普拉斯的教育背景无可挑剔，她在剑桥求学、一路都是全A好学生；而塞克斯顿则是那种“会脱下高跟鞋，直接把高跟鞋当烟灰缸的叛逆摩登少妇”，她很早就辍学，几度精神崩溃被送入精神病院，一生都在接受治疗，她写诗也是从精神疾病开始的自我疗愈。
普拉斯（左）和塞克斯顿。
然而在美国自白派诗歌开创者罗伯特·洛威尔的课堂上，普拉斯初次见到塞克斯顿时内心满是激荡。戴潍娜说当她第一次读到两人在那个“鞋盒般幽暗”的小教室相遇的场景，她几乎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普拉斯的心境，“非常羡慕，但绝不是嫉妒”。“我们丝毫不需要怀疑那个表面过着传统中产阶级白人生活的‘乖乖女’普拉斯内心的疯狂，一点儿不比塞克斯顿少；我们也不必讶异，没有上过大学的塞克斯顿的学识和见识毫不逊色于普拉斯。不同的，只是人生际遇；但内心深处，她们同样疯狂。只是生活给予了她们不同的版本。”
说到这里，戴潍娜眼神闪烁，目光落在了很远的地方。她说的好像不是普拉斯，更像是镜子中的另一个自己。谈起这本关于个人阅读史的书为何取名“学坏”，戴潍娜解释说她想释放的是阅读中的“革命力”，“真正有力的阅读会开启生命的‘转变’时刻，就像禅宗里的‘见性’。这些时刻帮助人获得了对自我的真正觉察，找回了内在的生机和光彩，它们往往意味着一场场思想革命，我们体验生命的方式随之发生维度性的转变。”
在戴潍娜看来，我们正处于系统空前强大而个人极端无力的历史时期。她形容这种感受很像是“地球自转的速度都变快了”，“一天里什么都没有做，好像就已经精疲力竭了，由这样的日日月月堆积起来的整个人生也像进入了某种被砍伐、被收割、被清算的流水线……但人类历史上，的确有过一些精神抖擞的时期。”
那么今天的人如何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肉体复活？读博以来，戴潍娜一直着迷于人类历史上一些被定义为“异端”的思想，她博士论文研究的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心理学家霭理士。“这些异端恰恰是对旧时代固有框架、认知惯性的爆破，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我们认知思想上的革新，它们是冒犯的艺术，反叛的策略，僭越的精神，失格的传统。恰恰是这些撒旦能量，保持了一个社会机体的茁壮和健康，催生出更加健硕的公民精神。否则文明也会和人一样，日趋僵腐，生老病死。”
《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
作者：戴潍娜
版本：汉唐阳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9月
从鲍勃·迪伦谈“转念”：普通人该如何和庄家去玩？
这样的时刻很早就在她的生命中降临过。
2011年，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酒吧，朋友将放着鲍勃·迪伦音乐的耳机扣在戴潍娜头上。那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后来，戴潍娜回忆说，自己真正受到迪伦的深度渗透是从翻译《鲍勃·迪伦诗歌选》开始。“翻译是很危险的，像是在黑暗中交手，不知不觉就会被原作者侵略，允许他的灵魂渗透到你的灵魂中。”
鲍勃·迪伦（Bob Dylan），美国音乐人、诗人。2016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那阵子我好像也没有工作，也没在上学，正在社会上游荡。”戴潍娜记得，初识迪伦时，她刚从牛津毕业不久，对未来人生充斥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可直到真正开始踏入社会，她才发现普通人时刻处于一种“被围困”的状态。“学校培养的目标是如何让一个人的灵魂丰盛，而社会对新来者的要求却是一个‘好用的工具’。”很长时间里，她无法接受那种被砍伐式的成长，好像不论去到哪个系统，总有一部分内在萌发的枝干需要被砍断才能装进“那个容器”。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到了迪伦作品的翻译工作。她形容那是一次生命观的重大转变，“原来一个人最大的创作，不是创造作品，而是创造自己”。
在戴潍娜的印象中，她们这代人好像半个身子仍在古典主义的束身衣中，从小被教导如何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一步步培养出完整的人格、过一种叙事连贯的完整人生，但这代人的眼睛又隐隐约约看见了新的不同的未来。于是身处其中的人，最常感受到的就是一种撕裂。“但迪伦给我一种不同的感受，原来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放弃或篡改自己的过去，不需要固守自己的性格和人生叙事，或者说，一个人可以活出无限多个自己的版本。”
从这个角度而言，鲍勃·迪伦的一生都建立在一系列流动的“自我想象”之上。他的朋友曾精准评价说，鲍勃·迪伦这个人永远在以自己理想的方式回忆自己的过去。19岁时，他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西滨小城走来，身上只揣了十个钢镚。只身来到纽约，他有时会故意和别人说自己来自新墨西哥，因为人们对新墨西哥有很多刺激想象。当时的民谣界讲究派系，需要自我嫁接进某种传统，为了跻身其中，鲍勃·迪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和当时的“民谣教父”伍迪·格斯里的交往，甚至他生动地复述了伍迪·格斯里是如何将民谣的衣钵传于他。真实情况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伍迪·格斯里就患上了亨廷顿综合征——四肢都无法动弹。
戴潍娜认为，这代表了迪伦和世界交手的方式。“早在他那个年代，他就以一种顶级玩家的心态，在这个世界上游戏，他有很多个替身。”在戴潍娜看来，这种方式的启发在于，一个普通人究竟该如何和庄家去玩。“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天然是庄家，迪伦曾经也是一个npc——没有师承、没有背景，他怎么和那些已经上桌的人玩？他的策略就是跳出这套规则和历史叙述。我们的人生都需要一场大洗牌！任何时刻，一个人都可以期待一场大的翻局。只要内在转念，转变对自己人生的叙述，翻局就已然成立，这时所谓的‘庄家’就再也预测不到你作为一个npc接下来要干什么，也就失去了对你的操控。”在某种程度上，迪伦的人生哲学和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的“显化”有些相似，他似乎很早就预想好自己人生的终局，遂后在通往终局的路上不断以之倒推自我的神话，最终达到自我的传奇化。
鲍勃·迪伦的“任性”，从另一个方面也启发戴潍娜思考，怎么破解一个诗人、或者说一种高敏感人生的厄运。在正式以诗歌出道之前，她就清晰地看到诗歌是一场需要把一切都押上的游戏，为此，海子赔了性命；顾城不仅赔了自己的性命，也赔了别人的性命。“他们太过敏锐，以至于内在的锋芒会割伤生活。像大家说的那样，一阵风吹过，有人感受到的是冷，而诗人感受到的是疼。”
海子（左）与顾城。
在戴潍娜看来，鲍勃·迪伦很好地处理了“诗”与“人”的关系。“如果把厄运想象成一个紧随身后的追捕者，想要逃脱它，只能跟它玩一些花招，怎么一个闪身在某个命运路口把它甩掉。”这意味着，面对巨大的历史负担，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生命一直保持一种生机勃勃。那些年，她经常尝试在太阳重新升起的新一天中，换上一副即兴面孔，随时丢掉昨天陈旧的自我，兴致盎然地以不同的面貌活活看。改变有时不需要经年累月的沉淀，可能就发生在一次突发奇想的“转念”中，“用心里的‘转念’反过来去影响现实环境。”
“对别人诚实，对自己可千万别吝啬甜美的谎言。”时至今日，戴潍娜仍然觉得，这是她从鲍勃·迪伦身上学到的最棒的东西。
从波伏瓦谈中年危机：通过解放其他人，反过来解放自身
中年危机，往往比中年来得更快。
戴潍娜回忆起，大约在三十四岁前后，某种表现为“焦虑”和“恐惧”的情绪不时涌向她。那段时间，社交媒体上持续贩卖中年焦虑，“据说人身体中的血清蛋白会在三个时期迎来明显的波峰，分别是34岁、60岁和78岁，这意味着我们会在34岁左右迎来一次猛烈的衰老”。尽管这样的信息并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支撑，但周围朋友生命状态的变化仍然对那个时候的她产生了一些冲击。
“我想探究其中更加微妙的精神结构。”戴潍娜如此形容当时的感受：“想到自己最好的年华反反复复消耗在垃圾时间里，也就真的明白了植入基因里的奴隶主义和历史虚无。这是每一个个体需要终身反抗的东西。那是真正嵌入了身体里的‘体制’。”直到临近人生的中年，她觉得自己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它的影响竟如此强大。而她，不想被打倒，坚称“活着就要爱，活着就要行动”。
读书时带着怎样的心境，大抵就会在书中读出怎样的内容。戴潍娜记得，当年初读波伏瓦时，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波伏瓦如何面对“像一头狮子般到来的，中年”。在少年时的闺蜜扎扎身上，波伏瓦很早就看到了一个人如果仅仅将生命热情投注在自身，就会时常陷入一种“被围捕”的状态。扎扎具体的死因至今成谜，但可以确定的是与情感相关。她在非常年轻时就死于一场“精神谋杀案”，在爱情的撕裂与个体觉醒的剧痛中被一点点耗尽。
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哲学家、作家、女性主义者。
波伏瓦选择了和扎扎截然不同的道路。戴潍娜认为，这条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她对中年危机的担忧。“波伏瓦早早放弃了对自身的过度关注，而把她的注意力和热情都投注在一些更广阔的社会议题上，身上多了一分丈夫气。她人生中最多的愤怒几乎都投给了公共性议题。她的行动力远超文采，那时的她将眼光投到哪里，就可以照亮那一片地区，她牵挂阿尔及利亚战争、古巴危机和布拉格悲剧，参与反越战的抗议，关心非洲‘黑色大陆’的文化重塑——‘给彩虹增添新色彩’。她和萨特还一手建立了‘罗素法庭’，他们那时改造世界的欲望是巨大的。”也许，一个人尝试通过解放其他人，反过来才真正解放自己。
可惜波伏瓦面临的不只是她个人的中年危机，也是整个世界的中年危机。“中年之后的她逐渐看到了整个女性主义革命的进路——那些她年轻时以为取得胜利的时刻，到老发现只是阶段性的成果；她曾全身心投入过左翼革命，可晚年时却亲眼看到革命已然失控；她曾经期待年轻一代作为崭新的血液更新这个世界，却发现他们青春的血液被用来巩固僵化的世界。”在戴潍娜看来，中年以后的波伏瓦面临的是个体衰老、女性主义革命倒退，以及左翼革命走向失控的三重危机。
如果人生和历史只是“一再地把一个错误换成另一个错误”，那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在戴潍娜看来，这种围捕的力量是无形却又真实可感的。“没有确证，没有迷失，只是如当年萨特所形容的那样——我们‘投身到了一种自己并不太能理解的历史之中’。”
从房思琪谈女性主义进路：“新女性”名头下，巧人与拙人的并存
聊天的方向自然地落到女性主义。
在留学牛津期间，戴潍娜曾就读于性别研究专业。回顾这些年国内围绕女性主义相关话题的讨论，她觉得尽管声量越来越大，但整体的表达似乎变“轻”了。“我的一个感受是，女权革命的成果被篡夺了，变成了一些标签和流量，曾经以血为代价铺就的革命之路最后被与此毫无相干的人利用、变成了一桩桩生意。”
在戴潍娜的阅读脉络中，《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曾是一部给她太强冲击的作品。戴潍娜认为，中国文字历来习惯用轻灵的感知将疼痛经验意蕴化，或者说遗忘，整个汉文明始终回避对痛苦的发掘，而林奕含则把“痛苦”这件事翻来覆去，塑造成了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完整存在。然而今年以来，这部作品因其中的“痛苦”书写而被贴上了“弱女叙事”的标签。戴潍娜对这样的观念分歧感到诧异。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作者：林奕含
版本：磨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2月
谈及女性内部这些看似“对立”的声音，戴潍娜想起陈寅恪的一个判断，“在任何道德变换的年代，都会有‘巧人’和‘拙人’。巧人享受新规则的权利，用新规则的权利避开旧规则的义务，用旧规则的权利避开新规则的义务；而拙人则常常承担新旧规则里双重的义务、又享受不到双重的权利。”在戴潍娜看来，如今在“新女性”的名号下有大量的“巧人”与“拙人”并存，流量生意里“巧人”频出，而更多普通女性在她们的鼓动下却过着“拙人”的日子，她们勉强承担了新旧规则的双重义务，又对享有新旧规则中的权利缺乏底气。
戴潍娜进一步谈到了如今互联网上围绕女性议题的争论。“在讨论具体的问题时，各方多是自说自话，空对空的交锋中只剩下情绪。”当围绕性别议题的探讨逐渐流于“对立”，我们急需的其实是一套“超越性别斗争思维的认知方式，最终让女性主义成为一种超越零和游戏的思考能量”。
从这个角度而言，《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其实是将女性解放的斗争推向了更深的一层。“这类作品不仅是女性主义的，也在拓宽整个人类的感知。文学的意义恰恰在于这里，让每个人都由此拥有雌雄同体的认知体验。”戴潍娜认为，女性主义革命除了争取比如被看见的家务劳动、同工同酬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权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拓展人类感受的边界。“因为人类历史大多是以男性的感受来书写并定义的，只有把来自女性的、沉默的感受充分表达，整个人类的认知边界才能拓宽。”
说回这轮“弱女叙事”的争论，戴潍娜觉得这似乎再次印证了“房思琪”是典型的幸存者文学。“我们很容易忘记，幸存者不是一次性被杀死的”，当一个人在世界上成了幸存者，她就永远都是幸存者——“林奕含挺过了致命的童年，之后的生命依然四面杀声。即便她如今已经离世，所谓的‘弱女’指控还要再杀死她一次。而她留下的文学文本还要在一轮轮讨伐中再一次幸存。”
尽管如此，戴潍娜并没有否认愤怒本身的力量。在她看来，愤怒也蕴藏着觉醒，但这种回报可能要在下一代人，甚至更远的未来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些年来大部分相关的讨论都是为了切断一种悲剧的自我复制的循环，让下一代在新的常识和感受力之下，把女性的觉醒视作一种“理所当然”。换句话说，“我们如今奋力改变的，正是未来生活的空气。”
记者/申璐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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